文字 新聞中心
圖片 資訊中心
今年6月4日，是北京天安門事件37週年。昔日每逢這一天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總會亮起點點燭光，數以萬計市民聚集悼念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中的死難者。然而，在《香港國安法》實施後，持續超過30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已成歷史，主辦單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亦遭解散，多名核心成員身陷囹圄。
儘管如此，對許多香港人而言，六四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，更是構成香港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。從前香港民主黨議員、現任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百弟，到仍被羈押中的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，兩人今年分別發表公開文章與獄中書信，訴說香港人與六四記憶之間難以切割的連結。
從民族情懷到香港身份認同
徐百弟在六四紀念文章中回憶，1989年春夏之交，香港社會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情懷。當時大批港人走上街頭，聲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改革，希望中國能走向自由開放的未來。
然而，這場運動最終在槍聲與坦克車下落幕。
徐百弟形容，香港人當年共同懷抱的理想被「坦克車輾碎」，但港人並未因此放棄，而是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精神延續下來。自1990年起，維園燭光晚會成為全球規模最大、持續時間最長的六四悼念活動之一，「六四維園見」更逐漸成為香港人的集體約定。
他指出，三十多年來的燭光晚會，不只是紀念死難者，更是對良知、正義與普世價值的堅持。香港人願意為遠方的受難者發聲，即使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仍不退縮，展現出社會對自由、人權與民主的追求。
在他看來，六四紀念活動長期塑造了香港獨特的公民文化與政治意識。港人透過悼念六四，學習關心他人的苦難、培養公共參與精神，也逐漸形成與中國大陸不同的身份認同。
「我們並不自私，我們敢於反抗，我們擁抱善良。」徐百弟寫道，正是三十多年的堅持，讓香港人建立起對民主自由的共同信念，也讓香港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自由城市。
守護記憶 就是守護人性底線
與此同時，因涉及支聯會案件而遭長期羈押的鄒幸彤，也在獄中發表題為《我們的故事未完》的公開信。
這是她連續第五年在獄中度過六四紀念日。信中，鄒幸彤將當前香港社會與其他民主社會進行對比。她提到，韓國企業因涉及歷史傷痛的不當宣傳而引發社會譴責，但在香港，過去象徵悼念六四的場所卻被改作市集與慶祝活動，反映出社會價值觀正在被權力重新塑造。
她認為，一個失去言論自由的社會，失去的不只是活動與文章，而是整個社會的靈魂。
「倫理生於人心，死於權力；生於選擇，死於唯一；生於質疑，死於服從。」
鄒幸彤指出，當權力滲透社會每個角落，成為人們行事的最高準則時，人性便會逐漸被扭曲。因此，她將自身面對司法訴訟的過程視為一種抗爭，堅持不說違心的話、不做違心的事，即使代價是失去自由。在她眼中，紀念六四並不只是回顧歷史，而是守護一條最基本的人性底線。
「當我們能按照自己良心所向，多走一步，權力的領地便少了一分。」
今年適逢六四37週年，鄒幸彤延續過去幾年的做法，在獄中進行37小時絕食。她呼籲外界不要忘記，在權力與獨裁的光環背後，隱藏的是無數普通人的鮮血與破碎夢想。
燭光不再 但記憶仍在
自2020年《香港國安法》實施後，香港公開紀念六四的空間急速收縮。支聯會被迫解散，維園燭光晚會停辦，多名民主派人士因相關案件遭到起訴或監禁。
然而，正如徐百弟與鄒幸彤不約而同指出的，六四對香港人而言早已超越一場歷史事件。
它曾經塑造香港的公共文化，也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公民社會參與者。維園燭海或許已不復存在，但那段記憶仍透過文字、信件、海外集會與個人行動持續流傳。
徐百弟認為，香港人之所以獨特，在於能夠對遠方苦難產生同理心，願意為普世價值發聲；鄒幸彤則相信，只要人們仍願意記錄、紀念與傳承，權力便無法完全改寫歷史。
「在記憶與改寫記憶的抗爭中，我們的故事未完。」
37年過去，六四仍是香港社會最敏感、也最具象徵性的歷史記憶之一。當燭光被禁止點燃，記憶本身，或許已成為新的燭火。
——而這盞燈，仍在許多香港人的心中燃燒。
⇩⇩⇩按讚訂閱看更多⇩⇩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