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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6月4日，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槍聲至今已過去37年。當年21歲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，從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倖存下來，對即將邁入60歲的他而言，六四不只是歷史事件，更是一份必須終身背負的責任。
在六四37週年前夕，吾爾開希接受專訪坦言，自己始終背負著「屠殺倖存者」的身分與壓力。
「1989年，我經歷了一次生死大關。那是一場屠殺，而我幸運地活了下來。我們這一輩子都要背著『屠殺倖存者』這個符號。」
他表示，這份倖存者的身分不只是歷史標記，更是一種心理上的責任與負擔。多年來，他逐漸學會與這份負罪感共存，但從未真正放下。吾爾開希認為，能夠減輕倖存者負罪感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努力讓當年犧牲者所追求的理想得以實現。
「如果能夠讓當初犧牲的夥伴們，他們的夢想早一天實現，那就是對大屠殺倖存者身分最好的回答。」
鬼門關前走一遭 更加理解「堅持」的意義
除了1989年的生死經歷，吾爾開希在2024年也曾因意外跌倒造成顱內出血，一度命危。他回憶，當時在樓梯跌倒後頭部重創，被緊急送醫治療。雖然這次意外無法與六四事件相比，但同樣讓他再次站在生死邊緣。
「鬼門關前走過一趟之後，會提醒自己，還有未竟的事業，還有一些事情要做。」
經過長時間復健，他不僅調整飲食、控制血壓與血糖，更重要的是保持強烈的意志力。他認為，身體復原除了醫療條件，更需要相信自己能夠康復。而支撐他走過人生低谷的力量，正是37年前確立的人生方向。
「21歲時經歷六四，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人生要追求什麼。」
他說，當年親眼目睹追求自由的人遭到鎮壓，讓「自由」從此成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。正因如此，過去30多年來，他始終沒有偏離方向。
「為自由而努力，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。我想這種力量，也在我這次受傷後的身體復原過程中發揮了作用。」
六四記憶正在淡去 但自由價值不能消失
隨著六四事件過去37年，吾爾開希坦言，社會記憶終究會隨時間逐漸淡化。
「過了這麼長時間，大家的記憶和感受都會慢慢退化，這並不奇怪。」
然而，他並不認為所有人都必須以固定形式紀念六四。在他看來，每個人依照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歷史的記憶即可。過去香港維園燭光晚會之所以具有意義，不只是紀念六四，更是香港社會對自由價值的集體堅持。
「它早就不只是歷史記憶，而是和現實緊密連結的一種價值表達。」
今年六四期間，吾爾開希受邀參加台灣紀念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相關活動，討論普世人權與中國民主運動之間的關聯。他認為，透過這類活動延續自由與人權的討論，本身就是一種有意義的紀念。
台灣民主看起來吵雜 其實一點也不亂
近年來，中共官方經常將民主制度描述為混亂無序，並以此合理化其專制統治。對此，長期居住台灣的吾爾開希提出不同看法。他表示，台灣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工商業社會，本來就會出現各種社會問題，但這些現象不應被解讀為民主失敗。
「有人說台灣很亂，我反而沒看到。」
他指出，民主社會本來就允許不同立場公開辯論，電視上的政治攻防與街頭上的選舉造勢，看似吵雜，卻是民主正常運作的表現；相較之下，中國人民大會堂內對重大政治決策幾乎一致舉手通過，看似整齊劃一，卻未必代表真正的秩序。
「看起來很吵雜，和看起來很整齊，到底哪一個更亂？」
吾爾開希以台灣選舉為例指出，每逢總統大選與國會選舉，整個社會都充滿激烈辯論，但投票結束後，社會秩序很快恢復正常。
「選舉前一天還熱鬧得不得了，第二天連垃圾都沒有。」
他認為，台灣真正展現的是自由社會下的自律與成熟，而不是混亂。
專制最大的特徵 就是無止境的控制慾
談到中國近年對宗教、言論與公民社會的全面打壓，吾爾開希認為，問題核心並非中共反對特定宗教，而是無法容忍任何不受控制的力量存在。他指出，從法輪功、維吾爾穆斯林、家庭教會基督徒到地下天主教團體，中共打壓的共同特徵都是這些群體擁有獨立於政權之外的價值體系。
「只要不是它能控制的，它就迫害。」
吾爾開希認為，中共最大的特徵並非意識形態，而是對控制的迷戀。
「你跟它不一樣，對它來說就是挑戰。」
他警告，外界若誤以為只要妥協就能與中共和平共處，將低估其權力本質。香港過去曾有不少人認為回歸後生活不會有太大改變，但後來的發展已證明這種期待過於樂觀。
六四37年 仍是一場未完成的追尋
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到2026年的今天，37年過去，中國依然沒有走向民主化。許多當年的學生領袖已步入中老年，部分參與者更已離世。
然而，對吾爾開希而言，六四從來不是一場結束的歷史事件。「堅持」是他在受訪中反覆提到的關鍵字。
他相信，自由與民主或許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，但只要仍有人記得當年的犧牲、仍有人願意為這些價值發聲，那場發生在1989年的追尋便不算失敗。
而對於倖存下來的人來說，最大的責任，就是繼續走下去。
「對理想的堅持，會成為最強大的力量來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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