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撰稿：曾思堯
攝影記者：蔡暉宏
對通姦除罪化的釋字第791號解釋，撇開法律層次的問題，倒是有幾點小啟示可以分享。
刑罰約束婚姻 名存實亡
婚姻關係的出現與家庭的建立，本就該是兩個負責任的成年人基於自主意志下的決定，也因此締結與維繫婚姻的存續才存在著神聖感的層次，也才值得花費一定的心力去追求，畢竟這是兩個原本毫無瓜葛的人願意攜手相伴一世的諾言，婚姻生活中的甘苦喜樂、關係是否能夠長久，本質上也就是兩人需要努力的事情，也是箇中的醍醐味。相對的，如果婚姻關係的相互忠誠義務落得需要靠國家刑罰權的撐腰，才能維繫下去，那麼這段婚姻關係實質上也已經宣告死亡，就算勉強彼此留下來，也不過是互相折磨，並無任何意義。
報復心態作祟 難符比例
另有反對見解認為，家庭作為社會的組成的基礎單元，如果不能維持所謂的完整家庭，則無法達到維持社會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等目的，甚或危害社會與國家的發展，因此透過國家刑罰權的行使，發揮其一般預防功能自有其必要云云。但問題是，婚姻在法律上單純是兩個願意締結身分契約的人對彼此的承諾，拿來跟社會與國家扯上邊，其間關連性之牽扯未免過遠，且不切實際，照這邏輯，捷運上不好好讓座的人們，恐怕也是跟社會與國家利益有所關連了。
而國家刑罰權的基礎，亦即所謂的保護法益，換個角度思考，其實正是一種價值權衡的產物，至少，納入構成要件而遭到禁止（或被要求履行）的行為，總要跟被犧牲掉的自由權面向（即解釋文中揭示的各項權利）能產生一定程度的連結，才足以作為價值判斷基礎。退而言之，即使認為通姦罪保護的價值足以作為社會生活上值得保護的利益，從整體法規範體系的角度來看，亦非僅能靠著效力最強的刑法加以保護，民事責任的求償同樣也能達到約束與保護的效果，動輒訴諸刑罰權的行使，恐怕也僅剩下恐嚇或報復心態的滿足而已，且從刑法的角度來看，此時國家刑罰權的存在，不但失其界線，也很難通過比例原則或合理性的要求了。
夫妻貌合神離 何等可悲
又有反對見解認為，通姦的除罪化，將導致社會秩序更加混亂，如果容認通姦行為存在，父母的背德行為將導致子女的模仿效應云云。此說更是值得玩味，話說，通姦除罪化，並不意味著就要身處婚姻關係中的伴侶四處打野食吧？
何況，原本就願意恪遵誓言，謹守婚姻關係的人們，難道會因為除罪化，瞬間變成遭到慾望支配的放縱之人嗎？這種說法，不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實在難以苟同。再者，倘若僅靠著國家刑罰權的存在，才能維持婚姻美滿、家庭和樂的表象，那又是何等可悲的光景呢？未成年子女，究竟該看著真實世界的父母如何相處而學習成長，還是如同楚門的世界一樣，只要在父母和樂融融的虛假表象下生活就能獲得真正的人格成長，學習思考生活的意義呢？
再進一步來說，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，本就不以家庭作為最小單位，而是個人。申言之，在兩人出於自由意志而締結的身分契約中，若不能夠以負責的態度履行，充其量也不過就是對於身分契約的違背，影響所及，也僅是家內事務，與需要公權力及時介入的家暴類型案件迥異，這點從刑法第239條的刑度亦可略窺一二。況且，將已經無心安份守己度過婚姻生活的人，強以效果不彰的國家刑罰權綁在「家庭」內，又怎能預防日後悲劇的發生甚至一再重演呢。
夫妻經營婚姻 無須刑罰
婚姻關係的維繫從來都不需要國家刑罰權的介入，願意邁進婚姻，建立家庭並且勉力維持的人們，不用國家刑罰權的威嚇或干涉，同樣也能過著美滿幸福的日子。反之，就算有國家刑罰權的存在，想要偷腥的人們也不會因此停下腳步，從這角度來看，婚姻的可貴事實上來自於兩方都願意自發性的遵循對彼此的義務，想靠著國家刑罰權發揮刑罰一般預防功能來維繫婚姻關係云云，就真的是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有趣想法了。
如果對於婚姻有所疑慮，覺悟不足者，請勿輕易踏入。只是一旦遇到足以攜手共度的對象，願意冒險進入這段關係，接下的經營與維持，其實都是兩人之間的事情，不用無限上綱到社會國家的層次，假若兩人之間過得去，還需要四處打野食嗎？
關於承諾，從來都不是嘴巴說說，要維持與經營當然有其難度，但不就因此才證明維持下去的可貴與可敬嗎？成熟個體間的婚姻關係，真的不需要國家刑罰權的介入，這種介入，不僅多餘，對於彼此人格成長根本百害無一利，難道婚姻觸礁，就要哭著找救兵，而無法彼此協調溝通以度過難關？這型態之下的關係，要說是婚姻，我想或許是一種家家酒吧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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