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四事件31週年,作家蘇曉康說,六四改變人類歷史,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後中共發展經濟以壯大自我、同時因恐懼丟失政權而更加專制的苦果,但西方社會對此體認還不夠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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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曉康2日與王丹等人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(Mike Pompeo)會見,他在行前接受<中央社>記者採訪時說,在中國禁止討論的情況下,談紀念六四對今天的中國沒什麼意義,但是,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,對西方社會來說愈來愈重要。
他說,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,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「亡黨亡國、丟掉天下」的焦慮,而這是六四和當今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關係。
六四鎮壓後,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「韜光養晦」之說,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「改革開放」,30年下來,中國的經濟起飛,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。蘇曉康在去年底出版的「鬼推磨:中國魔幻三十年」一書中,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。
他說,六四危機令中共「生死存亡」,卻「死而後生」,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,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,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裡。
1988年時,蘇曉康因擔任電視紀錄片「河殤」的總撰稿人,已成為文化界享譽全國的人物,隔年他曾參與連署並在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。
他說,當時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執政者,但鄧小平立刻認為政權要丟失了,採取開槍鎮壓,「我想,鄧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,殺雞不需用牛刀,付出了太大的代價」。
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,就沒有回頭路了。蘇曉康說,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,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,但不可能真的忘掉,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;就因為怕丟失政權,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,搞自己的一套。
在蘇曉康看來,幾乎沒有西方的政客或評論家看到六四屠殺對他們有什麼影響。即使中美現在對立,主要基於覺得中國占了他們的便宜、只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,這說明了西方政客始終沒懂得「韜光養晦,改革開放」這兩句話的真義,也沒去認真探討「中國崛起」和六四有什麼關係。
他分析,所謂韜光養晦,就是「我臥薪嘗膽,等我起來就要滅你」,這是「中國式的陰謀」。鄧小平之後,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「悶聲發大財」;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,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;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,則是野心外顯,大力宣傳「一帶一路」等政策。
蘇曉康認為,如果西方國家能體認到六四與當今世界局勢的關係、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政權,「我認為他們會從很多方面瓦解這個政權」,就像1950年代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反共戰略一樣,對中共圍堵。
然而,和當年的「老大哥」蘇聯不同的是,經過30年的發展,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2,除了富豪外,絕大多數的教授、作家、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,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。
經濟上,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;政治上,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。
蘇曉康認為,要改變中國政治,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,但他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。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「境外勢力」處處設限以防止「和平演變」,還輸出銳實力「講好中國故事」。
今年的六四紀念日,正值全球關注武漢肺炎疫情及北京強推「香港版國安法」,蘇曉康強調,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,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,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。(新聞來源:中央社/圖: 路透社)